九六言情小说

第9章（第1页）

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失忆的社会性，我要说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挪威举办了一个中国文学周，我当时在美国为英文版新书做宣传，没有前往。我的一位朋友去了，他回来告诉我，挪威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都会问起前年的和平奖。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飞机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奖的问题，结果没有一个记者问起和平奖，挪威的记者失忆了。他们都问我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我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例子是最近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令中国人气愤，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是可以质疑的。二〇〇九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们官方做了一个百年中国的展览，可是缺少了“大跃进”“文革”……

中国有句俗话叫“抱着孩子找孩子”。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她忘记了孩子就在自己的怀抱里，这是失忆的个人性；当所有看到这个“抱着孩子找孩子”母亲的人表现出了集体的视而不见时，这就是失忆的社会性了。

埃斯普马克比我年长三十岁，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里，可是《失忆》像是闹钟一样唤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记忆，有的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证书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喜欢《失忆》的原因。

我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书中的失忆者始终在寻找一个名叫L的妻子（也许仍然是一个临时妻子），失忆者几乎完全忘记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头发垂下的样子”。在一本被撕破的护照上残缺的照片里，“只能朦胧地可见一绺半长的头发”。

女性的头发对我和埃斯普马克来说是同样地迷人。时尚杂志总是对女性的三围津津乐道，当然三围也不错。然而对于埃斯普马克和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女性头发的记忆比三围美好得多。我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没有女朋友，当然也没有结婚，曾经在一个地方，我忘记是哪里了，只记得自己正在走上一个台阶，一个姑娘走下来，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转身时辫子飘扬起来了，辫梢从我脸上扫过，那个瞬间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辫梢，对于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颜色，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这应该是我对女性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记了，毕竟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埃斯普马克让这个美好的记忆回到我身旁。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们与他们

在首尔国际文学论坛事务局拟定的几个题目里，我选择了“我们与他们”。论坛事务局将此界定为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集团、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可以是对立的，可以是互补的，也可以是转换的。

我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与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简单清晰的对立关系，我们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或者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前者是指国内对立关系，后者是指国际对立关系。

我先来谈谈国际的，我在成长的岁月里对资本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长什么模样，我的仇恨完全是当时的教育培养出来的。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所以对美国的仇恨也是最为强烈的，当时的一句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可以在每天出版的报纸上看到，而且遍布中国城镇乡村的水泥墙、砖墙和土墙。当然我们知道要打倒的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宣传机器天天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水深火热的理解就是美国人民一个个都是皮包骨头破衣烂衫的样子，这样的理解可能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我当时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是瘦子，衣服上打着补丁。总之中国与美国，我们与他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在我刚刚进入十二岁的某一天，突然在报纸的头版看到毛泽东和尼克松友好握手的大幅照片时万分惊讶，我们与他们就这样握手了？此前我认为毛泽东见到尼克松会一把掐死他。

当时中国国内的对立关系就是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实那时候没有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虚构，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前地主前资本家被剥夺财产之后被一次又一次地批斗，他们战战兢兢，他们的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初看到的事实让我感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多么悲惨，我庆幸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我们，不是属于他们。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治第一的社会摇身一变成为了金钱至上的社会，资产阶级不再可怕，开始光彩照人。价值观颠倒了过来，有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拥有社会地位，意味着受人尊敬，即使没有获得尊敬，也会获得羡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少数的我们成为了他们，大多数的我们梦想成为他们，还有不少的我们在仇恨他们的情绪里希望成为他们。

我们与他们，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世间万物皆如此，我在写作这篇发言稿的时候，北京正在雾霾里，我看到窗外的一幢幢楼房像是一群高矮胖瘦不一的游击队员站在那里。这让我想起了冬天里的风雨。过去的冬天，风雨是可憎的，是寒冷中的寒冷。现在的冬天，风雨是可爱的，可以拨开雾霾见北京，可以呼吸清新一些的空气。

我们与他们，对立或转换，还有互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文学的写作也不会例外。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写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广大读者的？”这个问题只是假设，实际上难以成立。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只是面对一个或者几个读者，作家又十分熟悉这几个读者，也许还能在写作时考虑读者；但是当写作面对的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时，作家写作时是无法去考虑读者的，这些读者千差万别，作家无法知道他们要什么，而且不断变化，昨天欣赏你的写作，今天不欣赏了，或者今天不欣赏你，明天回过头来又欣赏了。中国有句成语叫众口难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也无法满足所有食客的舌尖，即使感到满足的食客，吃腻了又不满足了。

作家可以为一个读者写作，只能是一个，就是作家自己，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果把写作设定成我们，把阅读设定成他们，那么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立、转换和互补的过程。所有的作家同时也是读者，或者说首先是读者，大量阅读获得的感受会成为叙述标准进入到写作之中，所以作家写作时拥有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作者的身份是让叙述往前推进，期间感到这个段落有问题、这句话没写好、这个词汇不准确时，这是读者的身份发言了。可以这么说，写作时作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读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时的分寸。这就是写作中的我们与他们，有时候一帆风顺，我们及时做出了修改，他们及时表示了满意；有时候僵持不下，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很大，或者我们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还是不满意，我们不耐烦了。这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几天再回来看看。就像政治家们因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僵持不下时常用的办法：搁置争议，让下一代来处理，相信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休息几天确实很有效果，我们与他们往往很快就能达成一致，不是我们承认确实没写好，就是他们承认胡搅蛮缠了，然后我们继续推进叙述，他们继续把握叙述的分寸。有时候会有斗争，这样的时候好像不多，但是我们与他们一旦有了斗争，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点像“文革”时期的中国和美国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然不管斗争如何激烈，到头来还是像毛泽东和尼克松友好握手那样，我们与他们的最终结果还是握手言欢。

很多年前，我和一位厨师长聊天，他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我说：“要想成为一个好作家，先要成为一个好读者。”